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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老汇影城（城市烟火背后的困局和曙光）

时间的车轮已进入2021年。回首刚刚过去的不同寻常的2020年，我们有着怎样的感慨？

岁月静好，是长情，是日常，而日常之外，我们还是会偶遇意外。2020年，对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如常生活：从社会秩序到经济形势；从行业格局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行为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我们经历了猝不及防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来不及接受，我们不得不接受。

而举世瞩目的是，这一年，我们的国家走得非常稳健：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实现正增长、民法典诞生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五中全会擘画现代化建设新蓝图、绝对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

困顿与重振，隐忍与爆发。大至国家，小到国民，2020年在悲伤、不安、抗争的同时，孕育着激情、感动、希望。已经逝去的这一年，你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从今天起，本报陆续推出“我的2020”系列报道，讲述这一特殊年份里平凡的人们的故事，记录生命的印迹，并以全新的姿态走入2021年。

中午12点，昆明西部某商场，顾先生一家三口在3楼刚吃完酸菜鱼，本想像往常一样顺便看一部电影，来到四楼，却发现他经常光顾的某全国连锁院线大门紧闭。询问后才知道，原来影院的经营策略调整，工作日的开门时间改为下午1点。

“以前电影院都是上午10点就开始放映了，这次12点了还没开门，我还以为维持不下去了。”虚惊一场的顾先生得知影院仍在正常经营后很开心，“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

这家电影院，只是昆明众多电影院、餐饮乃至酒吧行业的一个缩影。2020年，对昆明的娱乐和服务业而言，多少有些艰难。这一年，无论是谁，只要曾置身其中，都曾有过难熬的时刻，但复苏的希望在一点点绽放。

无奈

2020年，对于一些影迷来说，出门看场电影似乎并不必需了。

在顺城购物中心的百老汇影城疫情后的检票口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取票后可以到三楼检票入场，现在已移到2楼统一检票，只有一个可供观众出入的通道，观众需要在检票口展板上扫码健康二维码。

中午12点场次的某场电影，只卖出了一张票，但当天值班的罗轶鹏仍然和往常一样，正常放映了这部片子。

“上午和中午的场次，一两个人的‘包场’很常见。”罗轶鹏说：“像这样的场次，电影院肯定是亏本的，但只要有人买票，我们就会放，这是培养观众的一种方式。”

百老汇影城位于昆明最核心的顺城商圈，自2009年开业以来，一直秉持着相对独立的气质。常规的院线电影之外，在别处无法得到排片的小众电影，在百老汇有一席之地，“大象点映”这样专门放映“小片”的看片会，也都会选择在百老汇举行。近些年，百老汇举办过法国电影展、日本电影展、英国戏剧影像展、香港电影回顾展等多项电影展映活动，一方面为无处放映的小众电影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窗口，另外也逐渐培养出了一批稳定的专门喜欢看“小片”的观众和粉丝群体。

2020法国电影展期间，8部法国电影佳作与昆明观众见面。

“2020年对我们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年培养起来的观众，流失了很多。”罗轶鹏有些无奈，电影院关门了半年，等到重新开门的时候，他发现好多以前经常来看电影、看影展的观众消失了。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观众的观影习惯变了，觉得电影不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了。”罗轶鹏说，现在欧美的电影院完全停摆，好莱坞的大片几乎全部选择在流媒体上播放，留给中国院线的窗口期只有很短的时间。“贺岁档已经启动了，有不少电影口碑很不错，比如《拆弹专家2》和《给你一朵小红花》，春节档也是大片云集。但过了春节之后怎么办？如果好莱坞的片子继续在流媒体上映的话，靠国内的电影很难把这个市场完全撑起来。”

邓景泽是云南电影家协会理事，之前在丽江红太阳广场对面入股了电影院，2020年电影院为了生存一度卖起了早点。他之前举办的金孔雀电影节，在2020年也不得不中止。“2021年外国大片很可能会从院线消失，我认为单靠国内电影，电影院很难维持，那么电影院的功能有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从单一的影院变成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的地方。”邓景泽分析道。

面临同样烦恼的，还有一家名叫Lightpaper的酒吧老板邓先生。

Lightpaper酒吧夜景

“暑假的时候，酒吧的生意不错。”老邓坐在只有两三桌客人的酒吧里回忆，“但是到了9月份，就明显不行了，流水比往常下降了四成，有一天晚上，整个酒吧只有一桌客人。”

Lightpaper酒吧的地理位置不错，在文林街中段，位于文林小学的斜对面，每天下午，都会有无数家长来接孩子放学，偶尔会有家长进来点一杯咖啡。那也是文林街一天之中最有人气的时候。有经验的出租车司机，往往会拒绝在下午四五点穿过文林街。

但是往年，文林街最热闹的时刻，永远是午夜。从街口的萨尔瓦多，到街尾的Chapterone，夜幕之下，一座难求。

“可能是到了年底，大家也都闲了大半年，现在忙起来了吧。”老邓似乎是在安慰自己。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他给一个很久没来的老顾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嘈杂，一个说着不知是哪个州市方言的大嗓门告诉老邓，他在工地上，等忙完这阵再来找他喝酒。

流失

百老汇影城流失的不仅是观众，还有员工。“这段时间，有十几名员工离开了。”谈到观众的流失，罗轶鹏觉得给人的感觉是无奈，但谈到员工的流失，罗轶鹏在无奈之外又多了痛心。在影院工作的人大多数是热爱电影的，有的已经在影院工作很多年，离开时他们也能理解中带着无奈，包括做放映员这种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离开这个行业非常可惜。

电影院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在于，有很多员工是兼职，他们完全是凭着对电影的喜爱才从事着这一行。用罗轶鹏半开玩笑的话来说，这些员工的待遇不高，可能就是图一年到头看几场免费的电影。“但是现在，连这些员工也坚持不下去了。”

院线的用工难，也体现在餐饮行业上。“福照楼”董事长余浩然最近两个月一直在为招工的事情犯愁。

“福照楼的几个店2019年加起来有500名员工，现在只剩下不到300人了。”余浩然坐在位于龙腾酒店的总店办公室里，神情有些落寞。他的办公室里堆满自己创作的字画，充满书卷气，其中有很多是他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午餐时间刚过，店里的客人并不是很多。

“但我不怪他们。”余浩然很坦然，他说，今年没有涨工资，工作量又大，餐饮这行太难了。但是，“还好福照楼有些名气，比其他的小餐馆要强一点。回来的这些员工很让我感动，他们是一个人在顶两三个人用，没有他们，我可能撑不过来。”

福照楼和百老汇，虽然是两个不同行业，但在用工难这件事上面临着相同的困境。采访中途，罗轶鹏不停地进出办公室，要处理影院的各种日常事务。在能否把流失的员工重新招回来的问题上，罗轶鹏给出的答案让人倍感遗憾：两个干了多年的放映员，一个回了农村老家，一个去了外省打工。他们可能不会再从事电影这一行了。

转机

“最难的时候，很害怕，真的。”晚上8点，位于北门街的“爱尔兰”酒吧里，坐满了肤色各异的酒客，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老板泰迪仍心有余悸。“‘爱尔兰’在昆明有4个店，2020年1月份的时候除了东风店还在营业，其他3个店都关门了，当时非常害怕，但到了第二个月就好很多了。”

“爱尔兰”酒吧的老朋友

泰迪是90后，身高一米九，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学的是考古，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多年前来到昆明后就决定不再离去。他一走进“爱尔兰”酒吧，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和屋子里的人打招呼、击掌。酒吧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是他的朋友。

如今，这位常春藤高材生一手打造的“爱尔兰”酒吧已是昆明酒吧界的一面旗帜。对于“爱尔兰”酒吧来说，最难的时刻已经熬了过去，目前4个店正常营业，位于护国路的又一家分店“岔吧”即将开业。

“但还是有遗憾，父母以往每年都会来云南呆一段时间，现在看来，他们的行程遥遥无期。”提到父母，阳光的泰迪也长吁短叹了起来。

“害怕”这个词，也出现在余浩然的描述里：“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年夜饭都订满了，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饭店只有一桌客人。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慌了，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餐饮，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然后就停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最坏的打算就是关店了。”余浩然记忆犹新。

然而，和“爱尔兰”酒吧一样，福照楼先是在关门期间做起了外卖生意，然后在关门两个月之后恢复了营业。

“生意恢复到了七成。免了税，这对我们餐饮的支持力度太大了。”余浩然笑言，目前年夜饭也订出去七成了：“年夜饭可能和去年差不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年的大年初一，不会只有一桌客人了。”

餐饮迎来一线曙光时，影院随着2021年的到来也恢复一些活力。

昆明演员李晓川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里奉献了精彩的演出，一度非常忙碌。“恢复拍片后，有段时间非常忙，我要在三四个城市之间辗转拍片，比如说前一天晚上还在四川的农村里拍戏，第二天一早却必须要出现在位于银川的另一个片场。这是因为上半年没法拍片，而很多电影又为了抢贺岁档和春节档的这个窗口期而抓紧拍摄导致的。”近期的四部院线电影里出现了李晓川的身影，分别是《除暴》《一秒钟》《赤狐书生》和《送你一朵小红花》。

昆明女演员春夏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她参演的《除暴》《晴雅集》和《恋曲1980》等电影，近期也集中在院线和电影节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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