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6月初，距离毕业还有一个月，大家的情绪有彷徨有不安有期待。

一天，老师忽然召集全班到化学楼的教室开会，宣布我们可以自己去找接收单位，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就可以分过去，只能在辽宁省内，到7月中旬还没有找到接收单位，就按哪来哪去的原则分回原籍。

对非沈阳、大连籍的同学来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我们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高考那年，这个专业的招生信息不是印在招生通讯上，而是写在学校走廊的黑板上。报到以后才明白，是辽大和辽师大都在争这个专业，直到考生们要交志愿了才定下来由辽师大承办。

我就是从黑板上看到这个消息的，觉得将来去一个天天有书看的地方工作挺不错的，我们三十个学生就这样来到大连来到辽师大。开学半年，就有一个女生退学嫁人去了，从此消失在人海。那时候想成为大学生很不容易，但是大学生好像除了会读书也没啥特别的，大学教授的收入都不如街上卖茶叶蛋的多，大学生毕业工资不一定比工厂同龄工人高。

开学的时候一看，只有一个叫于保业的专业课老师，其他的古代汉语、英语、中国史老师都是人在原来的系，临时给我们兼课。这个专业后来从历史系独立出来，发展成了图书情报学系再到后来的信息系到如今的管理学院，其实都是从于老师这个创始人和我们这29个学生发展演变过来的。

刚入学时的我们，左一为七哥，毕业后留校，中间是我，右一为四哥，毕业后回原籍丹东，现在广东工作，已经成为图书馆学专家。

不过在整个辽师大这一届毕业生里，只有我们图书馆学专业这29人可以自己找工作，这项政策怎么来的，当时我们都在紧张和兴奋中，顾不上询问原因背景，后来尘埃落定，也没人去细究原委，当时大而化之的说法就是，我们是非师范专业，不按师范生分配。师范院校学生中有很多是从乡村出来的，县乡教育部都希望本土毕业生能回家乡加强当地教育师资力量，也是为下一代考虑，所以对哪来哪去的政策执行得很严格。

这样说起来，我们是赚了。当时的辽师大，给我们每人每个月补贴20多元钱，这笔钱不算少了，家境贫寒的学生省吃俭用甚至可以依靠这二十几元就能把大学读下来，非师范院校的学生享受不到这份补贴，但是我们这29人都享受到了。

所以等于我们念书时享受到了师范生的待遇，但是毕业时，又不执行师范生分配政策。

从入学那天起，我就一直为毕业去向而困扰。1988年的中国，还是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时代，原则上就是哪来哪去，那时候的多数大学都是这样，一届毕业生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个能享受留校或者选调到某些单位，再就是每届出几个考上研的，余下的大多数学生都要回到生源地，由当地人事部门再行分配。

当时有个说法，就是大学期间尽量不要谈恋爱，如果不是同一个城市来的，毕业就意味着分手，想要调转工作到一起是很困难的，那种无奈的、撕心的痛，会在亲历者心头留下一辈子的阴影。

班里非沈阳、非大连籍的同学，很多都希望能留在沈阳和大连工作，我也是。

但是哪来哪去这项分配制度一直忽忽悠悠悬在头顶，让我心里很不爽，它用国家包分配的名义，剥夺了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国家培养了你，你就要听从国家的安排，这是当时通行的言辞。

若干年后，每当听说有人抱怨大学生自主择业没有安全感时，我就想，那是因为你没有体验过计划年代的窒息。而之所以在迈向社会时内心发出恐惧感，是因为这是被抱大的一代，什么事都是家长出头、做主，现在需要自己面对社会了，毛孔里就散发出了畏缩。

1988年的我，对海南充满了憧憬，就在两个月前，国家宣布海南建省，我觉得那里有机会，我这个去海南的想法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海南泡沫的破裂才作罢。而几乎是整整三十年后，我才第一次踏上海南的土地。萌生念头的时候还是初生牛犊，真正来到这里时，却是已经暮气沉沉。

遗憾的是，政策规定只能在辽宁省内找单位，海南梦不用做了，不过这已经很好，我不用回抚顺了。 我最想去的城市是沈阳，其次是大连。

1988年那个初夏的夜晚，好像一切都在萌芽：希望、兴奋、激动，渴望拥抱未来。

那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毕业在龙年》，是描述一帮正值青春万岁年纪的大学生，毕业前为即将开始的社会人生做各种打算的故事。突如其来的找工作打断了这项写作，几个月后等我坐在人生的第一个办公室里时，一身疲惫已提不起当初的兴奋劲。

班主任赵秀山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沈阳市委党校的一位老师，我又去拜访中文系主任戴逸老师，他很痛快地给沈阳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

尽管我是历史系的，但是和很多中文系的师生很熟悉，比如邢富君老师、比如于冰老师，比如八二级的师兄刘永瑞。

2009年的戴逸先生

同学们都纷纷回家了，我也回到抚顺。抚顺距离沈阳只有100里地，这样我可以早晨去沈阳找工作，晚上回抚顺住。那时候抚顺到沈阳车票1.2元，每天往返2.4元，我还负担得起。

那时候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四、五十元，加上每个月的师范生补助足够日常开销。如果提前花没了，都没脸也不敢跟家里要，就跟同学借，咬牙等到下个月家里寄钱来。凡是花钱大方一点的，通常是家里钱刚到，然后慢慢开始谨慎，最后变得拮据，然后又开始大方，周而复始直到大学毕业。

家长们的月工资也就在一百元左右，如果有两个孩子在念书，就要拿出去一百元，很多家里还有老人要奉养，两边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但是当时我的活期存折上有400多元。其中一半是写作得来的稿费，一部分是日常节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献过一次血，老师号召大家献血，既然是献，也没想其他，结果献完了，校团委书记，后来的辽宁省委副书记曾维老师就带队来看望慰问了，然后是系团委，然后是班集体，慰问的东西加上慰问金差不多也有200元，搞得我心里很惶恐，觉得这也不是献血了，这是有偿了，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所以我有足够的经济后盾。

父亲首先反对，认为我应该回抚顺，他说工作已经给你找好了，到市图书馆，房子也安排好了。其次是，他在沈阳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上帮不上我。

我很生气，我说去抚顺市图书馆工作不需要托人，整个辽宁省只有我们这么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就这29人，是省内第一届科班出身的，回抚顺正常分配各个图书馆都会抢着要，根本不需要托人。另外，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怎么能由家长左右呢?

母亲以我意见为主，唇枪舌剑的结果是，父亲不再阻拦，也不提供支持，也包括不提供资金支持。那没事，这个我自己有。

我心里很希望父亲能帮我一把，而且相信只要他出马很快就会在沈阳找到接收单位，但是他讳莫高深的表现，让我搞不清到底是他有关系不想出力还是根本就没有帮得上的关系而不好意思说。

反正你不阻拦我就行了，我手里有两封推荐信呢。

但是要去见的人都是年长一辈，且都是说了算的人，心里打怵又不肯放过机会，在我的央求下，母亲同意第二天陪我去沈阳。

30年过去，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情形，只记得在沈阳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了校长。八十年代，大多数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还没拿自己当多大的官，实际上直到90年代末期，我后来所在的学院中午吃饭时，院长书记都和职工们挤在一张桌吃饭，大家见面了亲热地打招呼，不像后来，官和民的区分，有各种明显的界限。

不记得把戴逸老师的信交给校长后，他是怎么答复我的，但是一个穷学生能见到校长本人自我推荐，这个印象至今记忆深刻。

除了党校和沈阳大学，那天应该还毛手毛脚地跑了几家别的单位，母亲陪同我去最大的意义就是，她的经验比我丰富，一天跑下来，她很冷静地给我分析说，没有一家是有希望的。

晚上回到家，气氛很沉闷。母亲尽管由着我，但是明白我这件事是在瞎折腾，大概不忍心看到我一次次被拒绝的场面，接下来她不再陪我去沈阳了。我每天就是晚上盘算都有哪些单位是有可能接受我的，然后第二天一路打听找过去。

那个年代还没人听说大学生要自己出来找工作的，大多数人对我的举动都很惊讶，然后最常见的回绝理由就是，没有编制。

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绝理由，也是真的理由，这时还是计划年代，买高档烟，比如石林、红塔山，市场价是一个价，红塔山一条100元，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如果有指标，就可以买到内部价，价钱差很多。若干年后石林的牌子已经倒了，红塔山一步步被挤出了高档烟行列，我后来学会了抽烟，最喜欢抽红塔山，都是源于成长情节。

没有编制，就不可能给你落户口、落人事关系、粮食关系，那你就没户口、没工资、没粮票，1988年，到饭店吃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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