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名校毕业生近七成选择体制内工作?”

“你支持单身女性冻卵吗?”

“关于堕胎，生命权和选择权哪个更重要?”

“你是否支持安乐死合法化?“

你可能很关心这些社会议题，想和别人谈谈它们，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场合可以开口。在网上，你担心被网暴，在饭桌上，谈论社会议题又过于严肃。

近两年，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公共生活”的东西?

今年夏天，我前往成都，想看看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据说野梨树是成都精酿最好喝的书店，到成都的第一晚我便打算去野梨树喝酒。书店很不起眼，周边是三家按摩店，暖黄色的招牌上写着Book&Brew。店里正在举办开放麦，有几个演员是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有一个男孩忘词了，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忘词。书店坐满了人，可能有二十或者三十个人，面孔都挺年轻，我迟到了半场，只能站在门口，几乎刚好能放上两只脚。还有一些人聚在门口聊天，他们都互相认识。

疫情之后，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过去一年，在朋友圈、微博我不时会看到关于成都的活动海报(海报很漂亮)、活动现场以及聚会的照片，照片里除了成都本地的知识分子，总有一两张来自北京的熟悉的面孔，我隐约觉得那里在发生什么。我想知道这些书店和活动是如何生长出来，又塑造了怎样的公共生活。

野梨树是其中一个代表，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喜欢这里温暖的氛围，墙上贴满了这一年的活动海报，五花八门，从历史、社科到音乐。老板是个男的，但是“不是那种顺直男”——一个同性恋男生说的，对女性友好，厕所放了卫生巾和卫生棉条。

4月，国际新闻记者王磬从欧洲回到阔别三年的中国，在野梨树做了一场活动，活动没有主题，也没有时长限制，主持人介绍完她之后就喝酒去了，留下嘉宾和观众面面相觑。王磬开始询问观众，为什么来参加活动，最近怎么样，就像朋友聊天，然后很自然地交流起这三年的生活经验，有的人说哭了，有个观众带了蛋糕，大家吃着蛋糕，唱着歌，从傍晚聊到深夜，留下来的人干脆去吃夜宵。凌晨三点，王磬才回到酒店。

野梨树刚开业一年多，老板叫朱彦，今年29岁，染了一头黄发。去年3月，朱彦辞掉工作，彻底闲了下来，开始思考接下来他该干些什么。也许可以找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他也很合适，不过成都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少，大部分工作地在北京、上海。

朱彦

朱彦一直很喜欢文学，他打算留出整块的时间完成一部十万字左右的长篇。他有一些积蓄，不过为了省钱，他打算回湖北老家。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在老家长待过，他想这将会是一段惬意且专注的关于写作的生活，至少出发前他是这么以为的。

落地武汉之后，他被隔离在酒店。他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和状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知道这本书泡汤了。隔离完他就定了回成都的机票。

那时，他还不住在成都，而是住在明月村，离成都市区大约九十公里远。明月村是一个艺术家村落，是近十年兴起的用艺术、人文进行乡村振兴的典型。朱彦在那里负责一个两百多平米的空间，卖书、做活动和展览，接待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和艺术家、政府对接。他发现自己很擅长做这些事，和书打交道也让他觉得自在。

对朱彦来说，开书店的想法萌发得很早，不过总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去做，这也很平常，年轻时候的想法会不知不觉被生活的惯性所淹没。但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就是现在了，现在就去做，不要等了。

另一个原因是，他对乡村生活产生了厌倦。2016年，他读了一些书，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记录了作家在湖边的隐居生活，那种自然朴素的生活十分吸引他。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一句话：“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动物，只有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通过与人交谈，人才具有理性，离开了城邦生活，人就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他想真的是这样吗?在神与兽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第二年，他离开成都，去了浙江丽水的一个村庄，参与当地的民宿项目，后来他做的事情都和文旅相关。有六年的时间，他游荡在浙江和四川的乡村。

到了去年，他有种回归城市的迫切感，如果要开书店的话，这当然是必须的。还有一些细小的现实的烦恼，比如当他想吃一碗日式拉面或者看一场演出，就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成都。他和村里的朋友聊，问她你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最让你觉得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女孩回答，她喜欢做美甲，但是村里没办法做，她不得不每周坐车到城里做。是的，就是美甲。

在决定开书店之前，他去找了一些做书店的朋友聊，得到的建议都是不要开书店。他在成都二环边找了一间五十多平的门面，花了两个月装修，在家具厂定制书架和桌子，最重要的是酒，在开书店之前，朱彦喝过一千多款啤酒，在书店行业估计没有人比他更懂精酿了。

2022年夏天，野梨树书店开业了，书店的名字取自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野梨树》，这部电影的主角和朱彦的经历有些相似，刚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并为此回到了家乡。

我被野梨树年轻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给人温暖安宁的感觉，可能和朱彦的性格有关，他有种和年纪不相称的平和。成都曾有一个记者采访朱彦，稿子把我看笑了，但描述得挺准确：

“为了完成这篇文章，2023年的3月我多次拜访野梨树。每次都会与主理人朱彦进行或长或短的交谈。但每次访谈结束后，我的心里常常涌起一股未完待续的缺失感。而这样的感觉在成稿阶段，到达顶点。

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去重听采访录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没错——是朱彦。语言是柔和的——“总的来说，野梨树是一家书店”;用词也是准确的——“开放、公共，是一个大家来共建的文化空间”;你来我往之间甚至不乏风趣幽默——“注意，野梨树倡导的是酒神而不是酒精神。”然而听他说完之后，我的稿子还是写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在第不知道多少遍重新翻看与他的访谈笔记后，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是朱彦这个人——他没有抱怨。”

朱彦希望它的书店变成某种精神性的存在，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里来。具体地说，就是要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今年4月，朱彦在野梨树发起了一个拆除吧台的行动。他觉得书店里吧台圈成的那一小块地方就像领地，这是我的空间，你不能进来，更深层的意味是封闭和自我迷恋。他不喜欢这样。他希望书店能真正地走向公共。他做了一个决定：拆除吧台，把吧台区让步给公共生活。

拆除吧台后的书店

那天，他和朋友们在吧台上写字、画画，随意表达，等这个作品完成后，保留十分钟，然后所有人拎着锤子把它一起砸掉。

朱彦说，这是一次宣告，意味着野梨树从1.0进入2.0，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也更公共，区别就是没有吧台。

在成都，我住在武侯区的玉林。我在玉林散步，看见很多咖啡馆、酒吧和成群的居民楼。九十年代，这里住着诗人翟永明，她在玉林开了第一家白夜酒吧，供成都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夜夜笙歌。2017年，赵雷的《成都》带火了小酒馆和玉林西路，游客追随着这首歌涌入玉林。我对成都公共空间的印象也来自于此，但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意图营造更广阔的生活，它们指向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现实的关联并不紧密。

2019年10月底，一苇书坊在玉林开业，起初只有一间房，后来又租了一间，两间一共九十平。书店老板叫阿俊，他对一苇书坊的定义是，成都人的公共文化空间，所有人都可以来玩。一苇是成都独立书店中最早开始卖酒的，营业时间从中午到深夜。一苇开业后开始频繁地做活动，不仅邀请本地的作家，许知远到成都，会过去一苇喝酒，梁文道也会去。一苇一年做了一百多场活动。

一苇书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疫情之后，成都郊区的敦壩，让线下活动有了另一种风景。2021年夏天，敦壩开业，租期只有一年半。最初人们在那里聚会喝酒，到了冬天，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烤火，炉子上烤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香蕉、苹果、梨和榴莲。有个从广州游荡到成都的男孩说：“这个场景很像薄伽丘的《十日谈》。”众人觉得“十日谈”这个名字很好，要不要真的拉十个朋友过来讲十天?

谁都没想到后来敦壩能在一年多内做两百多场活动，等于每一两天就有一场。活动各成系列，包括“灵子观影会”“明亮的对话”和“十日谈”等等。方式也很新颖，比如“十日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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